徽州文化特点及其对新安医学形成的影响

中医学院 赵艳

　　徽州位于长江流域以南，是一块以钱塘江上游水系为中心的盆地。徽州文化的发展是以古越文化为基础，同时接受并吸取了吴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多种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保持和发挥自身优势，在交汇融合中努力加以改造和创新，逐渐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徽州文化”。^[1]这一文化的肇兴，不仅成就了程朱理学、江戴朴学、新安画派等精英，同时也给“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1.徽州文化特点

　　徽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诞生于此的新安文化璀璨夺目，博大精深。徽州文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几乎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在思想哲学、伦理道德、语言文学、艺术文化、科技工艺等诸领域均表现突出，自成体系。同时，徽州文化展现出了高深的思想造诣、精湛的艺术水准和丰厚的文化内涵，既显示了地域特色，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代表。

　　1.1徽州文化根植于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

地理环境是徽州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虽然山川秀丽，风景绝佳，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骍刚而不化”^[2]，与平原地区得天独厚的耕作条件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处于农耕时代的徽州人并没有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屈服，世世代代勤于山伐，不畏险阻，艰苦劳作，形成了徽州人独有的精神与气质。所以说，徽州山水的灵性，造就了徽州人的气质与品格。

　　1.2徽州文化的核心是多种文化的融合

　　秦汉以前，生活在徽州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是山越人。山越人以伐山为业，创造了徽州地区的山地游耕文化。另一方面，自秦以来，在徽州设立了黟县、歙县，东汉初年又有中原大族迁往徽州，迁徽后的世家大族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儒雅，带来了中原文明，中原汉文化开始不断渗入。唐代以后，随着人口繁衍与族群扩大，迁入徽州的中原士民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居民，其中的一些文人名宦大力推行礼仪、实施教化、创办书院，使得中原文化渐渐占踞了主导地位。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碰撞、冲突、交汇、融合，中原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山越文化，促其愈向文雅；山越文化深深地渗透入中原文化，使之趋于刚健。因此，在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明显具有中原文化儒雅的特质，如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崇尚儒雅的社会风气、维系族群的宗族观念；并体现着刚健的山越文化，如积极进取的意识、吃苦耐劳的精神、勇于开拓的风气等。总之，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相辅相成，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演绎成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

　　1.3徽州文化体现了思想、经济与文化的互动

　　思想、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在徽州文化发展史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宋代理学的兴盛，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至南宋朱熹为其集大成者。此后盛行于世，元明清统治者独尊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的意识形态。朱熹理学甚至影响东亚，远播欧洲。以徽州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学，对徽州本土影响至深至大。经过元代的发展，形成了新安理学学派。徽州人成为践行理学的典范。

　　在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时代，外出经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观念。徽州人能够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勇于外出经商，这种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正显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徽州地区教育的普及为徽州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贾而好儒，是为儒商。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州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反之徽州经济的崛起又进一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从而造就了徽州文化的昌盛。

　　总之，徽州文化的发展进程，交织着人与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思想、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徽州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徽州广阔的历史舞台，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地域性文化。

　　2.新安医学的形成与发展

　　新安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具有文化底蕴深厚、流派色彩明显、学术成就突出、地域特色鲜明、历史影响深远等特点。

　　徽州人文昌盛，众多学子在自身发展中，除“学而优则仕”或“学而困则商”之外，还有一批人才受“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思想的影响，走上“学而仁则医”的道路。据不完全统计，自晋代新安郡守羊欣著《羊中散方》^[3]30卷始，至近代新安名医王仲奇，曾涌现出著名新安医家700余人，如孙一奎、陈嘉谟、程应旄、郑梅涧、许宣治等；有650余种医学著作留传于世，如南宋张杲《医说》（1189）、明代吴昆《医方考》（1584）、江瓘《名医类案》（1549）、汪机《石山医书八种》、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吴澄《不居集》、程国彭《医学心悟》、汪昂《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等，再如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清吴谦《医宗金鉴》和程杏轩《医述》，医坛谓之为“医宗之孔孟，方书之六经”。总之，新安医学形成数百年来，不断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3.徽州文化对新安医学形成的影响

　　新安医学的形成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是历史、文化、经济、地理诸多因素催化的结果。中原文化的南迁为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繁荣发达的徽商经济为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深厚博大的徽州文化更是对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1新安医学根植于传统徽州文化的沃土之中

　　作为“程朱阙里”、“理学故乡”、“儒教圣地”，徽州历代皆以从儒攻举子业为重，府学、县学、社学发达，书院书塾林立，书院达54所（康熙《徽州府志》）。古徽州是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刻书雕版业发达，“徽墨”、“歙砚”驰名于时。著书立说，蔚然成风。文人学者“耻于深信，笃于深求，长于考据”，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学而优则仕，学而困则商，学而仁则医”，受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新安医家不断涌现，如明代的孙一奎、清代的吴澄和汪昂等便是其中的代表。新安医家绝大多数是典型的儒医，“以儒通医”者占有很高的比例，他们或先儒后医、医而好儒，或儒而兼医、亦儒亦医。济世活人，光宗耀祖，成了新安医家的“座右铭”和终身的希冀，这也是新安医学得以发展的文化根源所在，是传统文化向心力的体现。

　　3.2新安医学已发展成为一种特定地域环境下的医学文化

　　徽州是一片盛产“文明”的土地，新安医学正是这一文化土壤的不朽产物。新安医学根植于传统徽州文化的沃土之中，并已发展成为一种特定地域环境下的医学文化。

　　首先，徽州人历来有尊儒重教的传统，重视对文化的全面投入，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学而仁则医”，从而为新安医学培养了大量的后备人才；另一方面，徽州人将大量资本投资于医药事业，推动了新安医学的发展和繁荣。新安医学著作的大量出版与传播，交流了新安医家的学术，扩大了新安医学的影响，如吴勉学校刊经史子集及医书数百种，特别是在16世纪后期出资10万银两，搜集古今典籍刊刻出版，经过多年努力，校刊了《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丹溪心法》、《河间六书》等医学著作多种。再如清代徽州人胡雪岩在杭州创立的“胡庆余堂”药店等。

　　其次，受徽州文化的外向发展影响，新安医家注重与外地医学交往。当时的新安名医伴同商旅，游于外地，特别是资本富厚的药商，亦贾亦医，涉足全国各地。杨晓生《新安迁徙医家初考》^[4]一文考证，历代新安医家客居外地者有40余人，传下医著30余部。其中宋代江诰，字明远，婺源人，《婺源县志》载“居京师十年，曾治公主漏胎”；明代方广，字约之，寓居开封，有《丹溪心法附余》行世；王有礼，本姓沈，字三五，休宁人，迁寓浙江嘉兴，有《尊生内编》、《尊生外编》行世；汪钰，字勉斋，休宁子坑人，少从太医王国瑞学医，曾寓涿郡，当时瘟疫流行，汪氏制“避瘟丸”治之，服者无不立愈，著有《难经析义》；程芝田，歙人，世业医，清嘉道间，居衢行医，名震远近，著有《医博》40卷，《医约》4卷，传雷勉仙，雷氏传子丰；罗美，字淡生，歙县人，侨寓江苏虞山（今常熟市），精岐黄，著《内经博义》4卷、《名医汇粹》8卷、《名医方论》 4卷；清代歙之叶紫帆，精医，子叶朝采亦得家传，曾为初生儿行开肛术，孙叶桂随父自歙迁吴，居吴行医卓有声名；汪光爵（1663－1718），字缵功，世居古歙渔梁，随父应龙迁吴行医，汪氏诊治多验，为人慷慨，人人敬之，著有《医要》，同行争相传抄，视为秘本，《吴医汇讲》所载“虚劳论”之“治虚劳保阴煎”方，系其孙明之、正希自《医要》中节录付印；胡雪岩，古歙华阳人（今绩溪），曾任左宗棠总管，后迁居杭州，系“胡庆余堂药号”创始人，有《丸丹全集》传世。足见新安医家与外地医学交往，与徽州文化经济的外向发展有密切关系。

　　同时，人口增加的医疗需求也刺激了新安医学的发展。徽州在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有1.6万多户，54.2万多人。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有15.7万多户，82.4万多人，人均耕地4.05亩。到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增至30.4万多户，145.2万多人，人均耕地1.75亩。新安医学也是为了适应这一时期本地人民医疗保健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受徽州文化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影响，新安医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本土，而是以整个江南地区为大舞台，不断发展成为一种特定地域环境下的医学文化。

　　总之，新安医学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中医药传统文化内涵，是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徽州文化的辉煌与成就。新安医学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具创新潜力的医学科学，其博大精深的医学理论与实践技能，必将世代传承，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